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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为了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推进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事业述评

　　“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三农’向好，全局主动。”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引领推进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事业发展，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不懈奋斗，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新时代新征程，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奋进方向，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加快转变，广袤乡村展现欣欣向荣新气象，亿万农民满怀信心耕耘在希望的田野上。

　　推动农业高质高效：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冬日时节，北方的冬小麦正在越冬，而南海之滨耕耘正当时，海南三亚迎来忙碌的南繁育种季。

　　在崖州区的中国农业大学作物育种海南基地，科研人员正播种玉米育种材料、观察玉米植株长势。10多年来，这里诞生的一个个良种在全国大面积推广。10公里外，一座种业科创新城正在崛起。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崖州湾种子实验室考察调研时强调，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

　　这一幕让广大科研工作者倍感振奋，让亿万农民深深感到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农业的高度重视。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国家安全发展大局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加快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要求。

　　——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粮食安全在总书记心中是个“永恒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各部门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不断完善支持粮食生产的保障机制，调动主产区和农民种粮积极性，建立健全粮食安全责任制。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13731亿斤，比上年增加74亿斤，粮食产量连续8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事非经过不知难。今年的粮食生产连过数关，先后经历北方罕见秋汛造成全国三分之一冬小麦晚播、夏季长江流域极端高温干旱、农资涨价、局地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挑战。粮食再夺丰收，充分证明党中央决策部署有力有效。各地持续加强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抗灾增产科技应用推广，全社会形成重农抓粮氛围，共同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粮食产能夯得更实。我国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到今年底将累计建成10亿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启动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种业振兴行动开局良好。农作物自主培育品种面积占比95%以上，实现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优化种植结构，树立大食物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狠抓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创建、质量安全监管，推动优胜劣汰、质量兴农。

　　餐桌的变化，从一个柑橘可以看出。冬日时节，柑橘给人们带来美味和健康。以前我国柑橘只在9月至次年1月上市，如今四季均有鲜果上市，而且包括柑、橘、橙、柚、金柑、柠檬等多种类型。品种更新换代、完熟采收、留树保鲜、覆膜晚采、采后保鲜技术及分选包装等技术，都是品质提升的“密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产品供给结构不断优化，大豆油料种植面积稳中有进，优质食味稻、强筋弱筋小麦等优质专用农产品日益丰富。菜果茶、猪肉、羊肉、禽蛋、水产品产量均居世界首位。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农业技术创新步伐，走出一条集约、高效、安全、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10年来，我国推动农业发展由数量增长为主向数量质量并重转变、由依赖资源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转变、由粗放型经营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转变。

　　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从2012年的57.2%提高到2021年的72%，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54.5%提高到61%以上。三大主粮基本实现机械化，农业机械化取得长足发展，智慧农业快速起步，农村电商异军突起。

　　农业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加强。各地坚持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对山水林田湖草实施更严格的保护，加快地下水漏斗区、土壤重金属污染区等治理，全面实施长江十年禁渔，重点流域水生生物保护水平不断提高。

　　——深化农村改革，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推动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为现代农业发展筑牢根基。

　　土地，民之本。

　　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加大推进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力度，加强城乡统筹，全面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促进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

　　截至2020年底，我国开展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涉及2亿多农户。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给农民吃上了“定心丸”。2021年土地经营权流转面积5.57亿亩，有效促进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

　　以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为主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总数达到104.1万个，有力带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在广袤乡村不断铺展。

　　推动乡村宜居宜业：

　　“让生态美起来、环境靓起来，再现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村美人和的美丽画卷”

　　乡村承载着农产品供给、生态屏障、文化传承等重要功能。农村环境直接影响米袋子、菜篮子、水缸子、城镇后花园。

　　良好人居环境，是广大农民的殷切期盼。

　　“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要守住生态保护红线，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

　　——村里环境美起来，生产方式绿起来。

　　道路干净整洁，街道两旁每户村民门口都摆放着垃圾桶，不时有保洁人员对垃圾进行集中清理……走进内蒙古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镇三合村，一派美丽乡村图景。

　　以前，这里也曾经历“脏乱差”。为解决生活垃圾处理难题，当地采取“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市处理”的垃圾治理模式。不仅大大改善了村里的卫生环境，老百姓也被动员起来，主动加入到垃圾清理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推行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让生态美起来、环境靓起来，再现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村美人和的美丽画卷。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正在变为现实，三合村的变化正是全国乡村面貌持续改善的缩影。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连续部署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各地各部门真抓实干，不断擦亮农村的绿水青山，扎实解决农民身边的一件件“小事”，交出了靓丽的答卷。

　　截至2021年底，我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70%，农村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的自然村比例稳定保持在90%以上，农村生活污水乱排现象基本得到管控。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取得积极成效。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农业清洁生产，推动农药、化肥减量增效，2021年农药、化肥使用量分别比2015年减少17%以上和13.8%。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76%以上，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8.1%，废旧农膜回收率稳定在80%以上。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乡村生产生活更便利。

　　拧开水龙头，澄净的自来水潺潺流出，家住陕西省安康市包湾村的包成云拿着从自家菜园收割的芹菜，开始洗菜做饭。

　　位于深山的包湾村一直深受缺水之困，以前为了从井里打水，居民得起早去排队。2019年初，自来水厂的水终于通进了村子，村民们不仅有水喝，而且水质有保障。“现在再不用天天牵挂着吃水问题了。”包成云感慨地说。

　　水润乡村，幸福绵延。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民身边的一件件“小事”，正在汇聚成巨大的变化。我国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84%，基本实现村村通电、通硬化路、通客车、通光纤和4G网络。各地把挖掘原生态村居风貌和引入现代元素结合起来，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公共服务更加健全，百姓日子更幸福。

　　“现在看病不用出远门，村里住院能报销，我们的健康更有保障，生活越来越好了！”贵州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新寨镇高峰村村民黄朝进难掩心中激动。

　　前不久，黄朝进在山上干农活时，被野蜂蜇伤昏迷，危及生命。新寨镇卫生院医生余淑红接到电话，立即联系救护车前往施救。经过在卫生院一周的住院治疗，黄朝进痊愈出院。

　　“以前要是遇到这种紧急情况，只能将病人往县城医院送。”余淑红说，现在通过推进中心村卫生室建设，农村医疗水平提高了，群众看病就医一般不用再跑远路。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更加聚焦群众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办好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养老、托幼、住房等民生实事，一件一件抓落实，让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强调。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不断健全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我国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的“空白点”历史性全面消除，农村医疗卫生机构设施和人才的薄弱环节持续性得到加强。

　　截至2021年底，全国有县级医疗卫生机构2.3万个，乡镇卫生院3.5万个，村卫生室59.9万个，实现了县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全覆盖。

　　加快构建县乡村三级农村养老服务网络。近年来，我国统筹城乡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充分考虑农村养老服务递送半径长、服务设施老旧、服务成本高、专业人才队伍不足等特点，着力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

　　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村庄更安全和谐。以党组织为领导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明显加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互联网+政务服务”进一步向乡村延伸覆盖，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推动农民富裕富足：

　　“检验农村工作实效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看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没有”

　　清晨，地处武陵山区的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华溪村从薄雾中醒来。山高沟深、土地贫瘠，这里曾是重庆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

　　2019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大山深处的华溪村。在脱贫户马培清家中，总书记看谷仓、进厨房，详细询问生活、收入情况。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党的政策对老百姓好，才是真正的好。”89岁的老党员马培清始终忘不了总书记的这番话。3年多来，村里大力发展脆李、脆桃，林下再套种黄精等作物。随着村里中蜂养殖、乡村旅游等产业不断壮大，村民的增收渠道更加丰富多元。

　　2021年华溪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收入超过60万元，向农民分红近15万元。

　　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8年艰苦卓绝，8年攻坚拔寨。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推动下，全国人民不懈奋斗，我国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行路难、吃水难、用电难、通信难、上学难、就医难等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如今，我们正以更扎实的努力奋斗，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向着共同富裕阔步前进。

　　“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

　　“检验农村工作实效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看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没有。”

　　“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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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始终牵挂的是让亿万农民过上更加富足的日子。

　　今年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安徽省太和县的种粮大户徐淙祥回信说：“这些年，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举措，就是要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是要让种粮农民有钱挣、得实惠，日子越过越好。”

　　为了保障农民种粮收益，党中央持续出台惠农政策，稳步提高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水平，实现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主产省产粮大县全覆盖。今年以来，面对农资价格上涨等情况，中央财政先后向实际种粮农民发放400亿元一次性补贴。

　　“种粮补贴、最低收购价、农资补贴，党的惠农好政策一个接一个，乡亲们种粮的劲头更足了。”徐淙祥说。

　　发展特色产业、推动外出务工、加快三产融合发展……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农民增收。洛川苹果、赣南脐橙、定西马铃薯、苍溪猕猴桃等一批特色品牌不断发展壮大，多种形式技能培训推动农民工能力提升，农事体验、观光采摘、乡土美食、民俗文化、特色乡宿等新业态成为农民增收新动力。

　　农民群众腰包更鼓。202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8931元，相比2012年翻了一番多；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由2012年的2.88:1缩小至2021年的2.50:1。

　　农民增收既关系民生福祉，也事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几亿农民同步迈向现代化，能够释放出巨量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城乡经济循环是国内大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确保国内国际双循环比例关系健康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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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推动乡村经济、乡村法治、乡村文化、乡村治理、乡村生态、乡村党建全面强起来”。

　　近年来，相关部门先后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的指导意见》《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等文件，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成立“美德银行”，为村民发放善行美德积分“存折”，倡导“小事不办、大事简办”，村里推进移风易俗成效显著。

　　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当地从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中选拔人员组成“三老”宣讲团，把党的方针政策从会议室搬到百姓的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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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老爱亲、勤俭持家，文明新风吹遍田野乡村。越来越多的农民群众改了旧习惯、提了精神气、换了新面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加强传统农耕文化保护和传承，涌现出一批乡土文化和民间艺术人才。全国构建完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2014年以来培育高素质农民超过700万人次。

　　奋进新时代，砥砺新征程。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建设农业强国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作出部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任务艰巨、使命光荣。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勇毅前行，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必将扎实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稳步前进！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记者齐中熙、于文静、高敬、严赋憬、李晓婷）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3日 01版）

人生短促，何以长存——《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及深层意蕴******

　　作者：（周挥辉，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毛军刚，系青年教师）

　　《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南朝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在跨越千年历史长河、经受风霜岁月洗礼后，沉淀为横纵古今、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正如钟嵘在《诗品》中发出感慨，“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刘勰也在《文心雕龙》中击节称赞，“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胡应麟更是在《诗薮》中为之倾倒，“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

　　其具体年代早已不可考，大体有东汉末年说、两汉说、建安说三种，当代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东汉末年的桓、灵之际。当是时，秦汉第一帝国处于大厦将倾的边缘，四百年大乱世犹如挣脱牢笼的片羽，一种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正在吹向人间。上承诗经楚辞，下启建安魏晋，浅浅寄言，深深道款，不作艰深之语，不写冷僻之词……一曲哀伤的咏叹调弥漫在十九首的字里行间，将离愁别恨、彷徨失意、情调低沉凝练在千余言中。

　　往事越千年，依稀可见汉末文人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浓烈的生命意识。在普罗大众的印象中，轻生死、重荣辱似乎才是大汉四百年的浩荡世风。从田横五百士的义烈有节、以死相从，到飞将军李广的不堪折辱、引刀自尽，再到强项令董宣的义不受辱、以头击楹，滥觞于春秋、麇集于强汉的轻生尚义故事至今仍能撄动人心。临近两汉的尾声，十九首中飘荡的生命悲歌犹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与死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对待生存与死亡？

　　《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

　　“意象”一词，当是“情意”和“物象”的结合，也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文心雕龙》将“意象”视为“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意”为借助客观物象表达的主观情意，“象”是与主体发生情感关系的客观物象。具体而言，意象就是寓“意”之“象”，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是客观形象与主观心灵融合成的带有某种意蕴与情调的东西，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

　　回溯到上古先民生活时期，时人将四周随处可见的物体当作情感载体，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绪，并最终汇聚成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中出现过的意象达到数百种之多，按照内容可以主要划分为鸟兽虫鱼等动物意象、草木蔬果等植物意象、山水云雨等自然意象、嗟叹鸣啭等声音意象，按照属性可以划分为装饰性意象、描述性意象、排比性意象、比喻性意象、扩张性意象。

　　具体到《古诗十九首》，其中涉及生命意象的篇目包括《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囊括的诗句包括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奄忽若飚尘、促织鸣东壁、白露沾野草、秋蝉鸣树间、伤彼蕙兰花、将随秋草萎、人生非金石、秋草萋已绿、蟋蟀伤局促、年命如朝露、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寿无金石固、白杨多悲风。

　　首先，动物意象包括促织、秋蝉、蟋蟀。由于促织是蟋蟀的别名，本质上动物意象只有蟋蟀和秋蝉两类。其一，蟋蟀成虫在夏日，平时在野外，深秋进屋避寒，便意味着岁暮即将来临。《诗经·蟋蟀》中的“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一句，是最早借秋虫蟋蟀来感叹人生短暂、时间易逝的诗歌。无论是“促织鸣东壁”还是“蟋蟀伤局促”，展现出的都是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秋日蟋蟀，表达的也都是对生命将尽的哀伤与无奈。其二，蝉的幼虫在夏季鸣叫不止并羽化为成虫，深秋以后声音渐小且逐渐死光。《离骚》中的“蟪蛄鸣兮啾啾，岁暮兮不自聊”一句，就以蝉声逐渐寂寥来表达岁月流逝、时光迟暮之感。《古诗十九首》中的“秋蝉鸣树间”，同其他意象一起共同表达了感叹、伤痛和悲哀等多种情绪。

　　其次，植物意象包括陵上柏、野草、蕙兰花、秋草、白杨、松柏等。按照草木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松、柏、杨等乔木植物，以及花、草等草本植物。其一，松、柏、杨都是古代墓地上常种的植物，正如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松柏为天子诸侯墓地所植，四季常绿、寿命极长，象征万古长青、精神不死。白杨为黎民百姓墓地所植，虽不及松柏栾槐贵重，但寿命依旧可长达200年。《诗经》中的松、柏、杨通常以正面形象出现，《古诗十九首》将理想的长寿愿望与现实的短暂人生作对比，更加强化了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其二，无论是受人喜爱的蕙兰还是无人问津的小草，生长周期短则几日、长则不过一年。正在开放的蕙兰在不久后就要枯萎，萧瑟寒秋的野草即将迎来生命的结束，这些生命短暂的花草物象也成了诗人感慨四时变化、岁月匆匆的情感载体。

　　最后，自然意象包括涧中石、飚尘、白露、金石、朝露。按照物体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金、石等较为永恒的物质，以及尘、露等稍纵即逝的物质。其一，金石常用以比喻事物的坚固和刚强，如《楚辞·招魂》中的“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及《荀子·劝学》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有汉一代追求长生，相信生命会在死后世界绵延不绝，盛行事死如生、羽化登仙的丧葬观念。《古诗十九首》直接点明人寿难比金石，以表现对宇宙永恒与人生短暂的思考。其二，尘土因风而起旋聚旋散，露珠随太阳出现而蒸发，个体的存在受外界力量所控制，且存在之短更是片刻之事。《庄子》中的“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将生命所寄的身体看成尘垢，《九辩》中的“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严霜”暗喻了生命的衰落，《薤露歌》中的“薤上露，何易晞”象征着生命的短暂，飚尘、白露、朝露等速朽物象共同表达出对节序如流、生命易逝的感叹。

　　草木、金石、虫鱼的深层意蕴

　　总体来看，《古诗十九首》对《诗经》《楚辞》有着明显的继承，主要出现了有关生命的两大意象群：一类是象征长寿、永恒的意象，用宇宙自然的永恒反衬个体生命的短暂，展现理想无限和现实有限这一矛盾；另一类是象征迟暮、速朽的意象，突出暗淡、萧条、寂寥、凄切的特点，表达悲凉、孤独、失意、惆怅的心情。岁月的短暂强烈地冲击着诗人的精神世界，让生者深知人生不可能像松柏般常青、金石般永固，更似花草般脆弱、尘露般易逝。既然形体死亡是人类必然的归宿，那么应该如何对待当下的人生呢？

　　对此，《古诗十九首》提出了两种思考：一是建功立业，例如“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二是及时行乐，例如“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大多数文人一方面都有转徙沟壑的经历和世身无常的感受，另一方面又有优于黔首的生活和高于常人的地位，这导致两种观念皆“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自此，后人也能从草木、金石、虫鱼等生命意象，一探东汉末中下层文人的生命意识，一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渊源流变，一窥治世晚期末世前夕的社会变化。

　　从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个体的觉醒密切相关。人类文明早期通常与神灵有着紧密联系，华夏文明的诞生伊始也不例外。商周鼎革之际，周人反思“大邑商”被“小邦周”取代的原因，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依”的观念，对殷商“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传统进行了世俗化改造，以注重道德的礼乐文化取代了崇拜鬼神的巫觋文化。对上帝的虔诚，意味着殷人在主动消解自己的主体性；对天命的思考，意味着周人在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即“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将礼乐制度的外在规范具象为人心固有的伦理纲常。进一步来讲，礼乐伦理由外部的道德律令变成了人的自觉追求，基本塑造了重今生轻来世、重人伦轻鬼神的中国文化倾向。当列国纷争走向天下一统，儒家同汉廷合作建立起适应大一统的世界观、历史观和道德观，并以和平颠覆的方式拥戴王莽上位从而达到了理想巅峰。不过乌托邦式的托古改制让儒生的愿望落空，自此东汉的士风又趋向利禄一途。即便东汉王朝试图用谶纬之说和今文经学收拾人心，但其愈发走向繁琐、僵化和荒诞的现实，让不少人试图从其他学说中找到处理社会危机的办法或解决个人心灵的问题。身处帝国大厦将倾、儒学逐渐衰微、价值标准失衡的时代，《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群体一方面试图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未能找到新的精神寄托，只能从内心出发表达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以及及时行乐的愿望。不过从前文概述的长时段来看，这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在精神上有了人的觉醒，无论是在群体自觉还是个体自觉方面。

　　从文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文学的自觉紧密关联。文学由作家、作品、世界、读者构成，包含文学主体、文学形式、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四个概念。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史，无不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再到多元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学的源头有神话说、劳动说、卜祝辞说等种种，不过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仅有两类：《诗经》的创作主体是贵族、农夫、妇女等群体，以现实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四言诗为主；《楚辞》的创作主体是屈原、宋玉等个体，以浪漫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骚体赋为主。也正是在历史的轴心时代，孔、孟、老、庄等人提出了“兴、观、群、怨”等一系列稍显粗糙的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观念。两汉时期，两者在传承创新中分别发展为乐府诗和汉赋，乐府诗发展到成熟阶段即为五言体冠冕的《古诗十九首》。以《古诗十九首》为界划分两个文学时期：两汉涌现了一大批文学创作主体，发展出独到的文学形式，兼具伦理与审美两种文学观念，不过在官方儒学的主导下以“寓训勉于诗赋”为主；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更多成体系的文学选集和批评著作，在文学观念上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倾向于单纯的文艺创作而非政治教化的工具。从文学的四个维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自觉应当早于魏晋南北朝，但在魏晋南北朝发展出令人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换言之，《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形式上标志着从四言诗到五言诗的成熟，在文学观念上体现出政治教化向自由抒情的变化，可谓是魏晋南北朝文学风格的先声。正如南宋诗论家张戒的观察，“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

　　从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展现时势的变迁。春秋战国时期，世世代代、父死子继的宗法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逐渐衰落，潜隐在社会中下层的大量人才在乱世洪流中脱颖而出。身处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阶层流动时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等理念成了许多士人的坚定信仰。迨至秦汉新立，依靠军功选拔的地主阶层取代世卿世禄的血缘贵族，到了西汉末期甚至演变成为具有强大势力的豪强地主。东汉时期，先秦儒家的大同理想已在王莽变革中宣告破灭，豪强地主正在加速转化为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拥有巨大优势的世家大族，一个兼具地主、学者、官僚三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内外战争频发、土地兼并严重、门阀士族渐起、寒族前途晦暗……东汉末年的中下层文人已经很难在信仰崩溃、阶层固化、生活艰难中实现人生理想，正如桓、灵时期的民间《童谣》所唱：“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既然已经陷入信仰和生存的双重危机，文人们将部分注意力从宏观叙事转移到个体生活之上也当是人之常情。换句话说，文人们在诗句当中呈现的享乐态度是一种病态的自我麻醉，是缺乏人生价值实现途径的痛苦沉吟，更是过渡时代安顿失落灵魂的暂时解脱之道。从这个维度上来看，《古诗十九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代表性，生动地展现了承平之世转向丧乱之世、经学时代转向玄学时代、皇权政治转向门阀政治之下普通文人的心史。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